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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日与抗日，皆在一念之间。只会唱《大刀进行曲》，还不能明白那段历史。毛泽东被蒋介石通缉，又被张国焘通缉。连陈昌浩都发生动摇，铁锤还能成其为铁锤吗？秘密谈判破裂，蒋介石要“围剿”到底。但历史的决心从来不属于个人。<h3>一、踌躇分水岭</h3>
1935年8月，相泽三郎中佐刺杀永田铁山少将的行动，在日本军界引起强烈震动。永田铁山作为“三羽乌”的头号人物，一夕会骨干、统制派中坚，其作用与影响远远超过他的军衔。
皇道派将领、永田铁山一夕会的同伴、陆军省同事、给相泽引路的山冈重厚称，杀死永田是为了反腐败。山冈称自己出任军务局长时，从来不参加派阀政客的聚餐会，就是有木户侯爵、近卫公爵那样高名望人物参加的邀请，也不去参加。他说：“有事的话到陆军省来好了。自己不是文官是军人，不到那里去。”他认为这种聚会是华族以及内务和大藏省官僚们的聚会，“现在政党的力量处于不得势之际，利用这个机会把军部的有势力者拉到一起引为同伙，利用军部力量，以图使年轻的官僚得到政治上的发迹。”
但永田铁山却去参加了。而且在他任军务局长以前就多次去过。对政治表现出过分的热心。所以山冈认为，永田铁山“身为军人竟加入了营私舞弊的政治团体，玷污了军誉”，导致他帮助相泽三郎将永田杀掉。
山冈重厚不愿说出来的原因，是皇道派将领与统制派将领互相清除的斗争，都为了夺取日本军部的决策权。
1934年则是皇道派遭受重大打击的日子。这年工月，荒木贞夫大将“因感冒引起肺炎”被迫辞去陆相；真崎甚三郎大将由参谋次长转教育总监；山冈重厚少将由军务局长调为整备局长。皇道派三员大将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
与此同时，统制派核心人物永田铁山少将出任陆军省最重要的军务局长。
1935年8月，皇道派也作出报复：用相泽之刀折断了统制派首脑永田铁山。
说到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这两位皇道派的大将，不得不提一段插曲。荒木和真崎两人都是1906年毕业于士官学校。在日本士官学校中，以步兵科最为重要。按照惯例，士官生毕业之时，该年步兵科毕业生成绩第一名者，能够获得天皇赐予的军刀。这是所有日本军人梦寐以求的荣誉。获此荣誉者，在日本军界毫无疑问是前途无量的。荒木和真崎所在的步兵科第九期有日本学生300余名，中国留学生4人，还有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没有想到宣布名单时，步兵科第九期第一名竟然是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天皇的赐刀被中国人拿走了！当时主持毕业仪式的皇亲国戚伏见宫亲<bdo>..</bdo>王，也自感十分难受，十分尴尬，只好闷着头继续往下念名单。结果又出现第二个没想到：第二名还是中国人，名叫蔡锷。这下全场开始骚动了，日本士官生们纷纷感到面子上实在难以忍受。于是公布名单的程序暂时中止，因为名单上第三名还是中国人张孝准！惶恐之中的伏见宫亲王觉得，照这样下去难以向天皇作出交代，需要赶紧采取紧急措施。已经宣布的难以更改，只好在暂未宣布的名单上做文章：一是把名列第四的日本学生调为第三，但还不够，因为张孝准退到第四日本人面子仍然不好看；于是再调：把第五名的日本学生调为第四，这样前四名中就有两名日本人，上对天皇下对日本毕业生都可以交代了。
中国留学生张孝准就这样，在暗箱操作中被从第三挤到了第五。
名列第一的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后来民国陆军大学校长、著名军事家蒋百里。
名列第二的中国留学生蔡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蔡锷首先从云南起兵反袁。
四名中国留学生中唯一没有获奖的是许崇智，虽然据说聪明过人、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但不愿努力，成绩一般，最后也成为了孙中山麾下的粤军名将。
从第四名挤进第三名的日本学生，就是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荒木贞夫。
从第五名挤进第四名的日本学生，则是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台湾总督、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
吸取了教训的日本士官学校从此改制：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各自记分，以保证天皇的赐刀不再被中国留学生拿走。不管到了什么位置，荒木和真崎都是不太愿意回忆士官学校毕业仪式上的荒诞剧的。
皇道派与统制派在日本国内矛盾尖锐化，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又在中国矛盾尖锐化。
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是日本陆军中的两个山头。
华北驻屯军资格很老。它是日本根据《辛丑条约》驻扎在从北京至山海关铁路线上的部队，司令部设在天津。1901年9月，清政府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荷、比、西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其中第九款规定：中国应允诺诸国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道无断绝之虞。
从此在华北驻屯的外国军队有英、美、法、意、日五个国家，司令部都设在天津。约定人数为8200人，每国不超过2000人，日军应为400人。驻扎在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12处。
1911年辛亥革命后，日本派出“清国驻屯军”，由军司令部、北清驻屯各部队、上海驻屯步兵大队编成。1913年改称“中国驻屯军”。至1935年5月，北平驻屯步兵两个中队，天津驻屯步兵八个中队、山炮一个中队、工兵一个小队，分布在天津以北北宁铁路沿线及以东至塘沽军港。
相比较之下，关东军的资格就浅多了。
关东军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把俄国势力赶出中国东北、派驻“关东州”即旅大地区的部队。原来仅是关东州都督府的守备队，后发展为“满铁”守备队。“九一八”事变后飞黄腾达起来，兵力由原来的一万，发展到十万。
既然关东军是个暴发户，必然就具有暴发户的一切特点：骄横跋扈，目中无人，看不起其他部队，包括老资格的华北驻屯军。
它的手伸得很长。尤其是那个自称“满洲国”之父的板垣征四郎。
板垣马不停蹄地奔忙在东北大地，实实在在是中国的汉奸之父。相当一部分大汉奸的出台，均经过板垣之手。“九一八”事变后，他网罗了罗振玉、赵欣伯、谢介石等人，然后运动熙洽宣布吉林独立；推动张海鹏在洮南宣布独立；诱逼臧式毅出任奉天伪省长；策动张景惠宣布黑龙江的独立。在这位关东军高级参谋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下，溥仪成为中国头号大汉奸。
板垣征四郎以“功勋卓著”，受到天皇的垂青。1932年1月，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召板垣回东京汇报。裕仁天皇破格见了这位高级参谋。在此以前，天皇直接询问一位参谋人员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接连出现更加不可想象的事情：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三大实力机构联合炮制的《满洲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蓝本不过是板垣笔记本上那些字迹潦草的汇报提纲。板垣从此官运亨通，1932年8月晋升为陆军少将；1934年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1936年3月升为关东军参谋长，军衔晋升为中将。直到1937年9月底林彪在平型关收拾了他的后勤和辎重部队，这个在日军中声名如日中天的板垣才在中国吃了第一次亏。
关东军纵有板垣征四郎，也仍然被华北驻屯军看不起。驻屯军自恃资格老。但资格老一不能当饭吃，二不能当兵力使用，所以它看不起关东军，又十分羡慕关东军的迅速发展。想在华北也制造一个“九一八”事变，又感到兵力不足。借用关东军的力量，又不甘心。怕关东军势力伸展进来，打破了驻屯军在华北的一统天下。
1936年4月17日，日本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增兵华北。会议当场决定强化中国驻屯军。18日发布陆甲第6号军令，确定将中国驻屯军的编制升格为独立兵团，增加兵力6000人，达到8400人。司令官也由少将级升为中将级。日本学者记述此事时说：“阵营非常整齐。步炮兵三个团的混成旅，据估计可以压制中国军的六个师。于是在兵力上，可算是获得了安全感。”
但与中国军队相较，还是显得兵力过少。
驻守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地区的宋哲元二十九军有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5个独立步兵旅以及保安团队，兵力达10万余人。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虽然由2000人增加至8400人，也只有1个旅团、2个联队和炮兵、骑兵等部队。而且分布在北平、丰台、通县、天津、塘沽、唐山、滦县、秦皇岛、山海关之北宁线上。
野心与兵力是一对矛盾。军队与军队也是一对矛盾。
驻屯军嫌兵力少，想入关的关东军同样感到兵力不足。1933年以后，也不得不决定改用政治手段谋取华北。关东军要介入华北，驻屯军心情矛盾。它视华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想一手独揽，不让关东军从中插手。所以当关东军决定派土肥原贤二到华北活动时，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不客气地表示拒绝。谁实力强谁就嗓门大。这条定律在日本军队里照样管用。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蛮横地坚持说：“由天津司令官负责建立新政权是妥当的，但其中应包括关东军的希望。”硬把土肥原作为关东军的希望“借给”了驻屯军。
土肥原不负关东军之望。如果说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那么土肥原贤二就是华北汉奸之父。他在天津建立了特务机关处，自任特务机关长；拼凑旧北洋军阀的所谓“北洋派大同盟”，以图打乱北方政局，为日本势力渗入创造条件。他先后拼凑段（祺瑞）、吴（佩孚）携手和段（祺瑞）、溥（仪）联合，后来被日本收买的石友三，抗战不力、暗中通敌的韩复榘等人，都和土肥原贤二交往甚密。
他也不是一点钉子没碰。在天津先拉吴佩孚，不成，便拉孙传芳。孙传芳也对记者指斥日本阴谋，声明不做傀儡政权首领。
孙传芳不做，吴佩孚不做，宋哲元却差一点儿做，后来汪精卫真的做了。
帝国主义真的来了，连北洋军阀都不做傀儡，整天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口号的汪精卫，却真正做起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中国历史上一直充满这种深奥莫测令人难解的哑谜。
有意思的还是那个孙传芳。他大斥日本帝国主义，本想壮举报国，结果却被人义举报父。11月13日，这位前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在天津居士林被施从滨之女剑翘暗杀。剑翘之举是为父报仇。其父施从滨1925年11月被孙俘虏斩首。
施从滨之女要尽孝，孙传芳便不能为国尽忠了。
中国自古忠孝不可两全。
老北洋军阀难以拉动，土肥原的工作重点逐步转向了宋哲元。
最初的收获，就是成功地鼓动了宋哲元抵制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
1935年11月3日，国民党中央宣布实行币制改革，白银国有化。这一改革是由美国1934年实行的购银法案引起的。该法案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为了避免白银外流，蒋介石决定白银国有，不许民间使用白银货币，而以法币代替白银，为全国统一货币。
中国的币制改革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由于担心这一改革会加强中国的经济统一和政治统一，于是日本称这个改革为“暴举”。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甚至声称要对此采取断然措施。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对宋哲元威胁说：“白银国有与现银集中上海是陷华北经济于绝境，并阻碍日本利益。如贵方不能自动防止，则日本将以实力期其实现。”
撕破脸面的事向来不用土肥原出面。脸面撕破之后，他出来打圆场了。
史料记载：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宋哲元只得下令禁止白银南运上海。
其实史料就是史料。我们的很多史料之所以不那么“史”，就是修饰的成分太多，史实的成分过少。宋哲元抵制币制改革的计划本是史实，仅把其动机限定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就委曲求全了？即便如此，他求的是谁人之全呢？
中国不知有多少令人遗憾的“逼迫下”的“只得”，不谈个人动机，回避动机中的一己私利，结果总找不到真正的症结所在。
以币制改革为起端，几乎彻底葬送了一个本来已经在走钢丝的宋哲元。
被西方报纸称为“东方劳伦斯”的土肥原在华北的活动，使关东军与驻屯军的矛盾斗争一度十分激烈。土肥原活动越有成效，矛盾就越大。日军内部的这种山头派系碾轧，客观上牵制了关东军入侵华北的行动。
因为蒋介石全力南顾“围剿”红军，华北危机本该早就发生。但由于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的互相牵制，更由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再次严重，财政困难，无法支撑发动侵华战争所需的庞大军费，这一危机又被一再推迟。
关东军和驻屯军的矛盾已到必须调解的地步了。石原莞尔亲自出马。
石原此时已由关东军作战参谋调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他从对苏战略出发，坚决反对关东军插手华北。1936年1月13日，石原炮制出《华北处理纲要》，强调关东军不能再插手华北、华北完全交由驻屯军处理的必要性；规定权限为“华北之处理由中国驻屯军司令负责”，“关东军及华北各机关协助其工作”。
在此之后，两个山头的矛盾才有所减缓。
在石原这一规划下，才有了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在内阁会议上增兵华北的提议。
增兵了也兵力不足。兵力不足，侵略的手段便由武装占领改为“中日亲善”、“中日经济提携”。
从1935年开始，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就采用这种手段。力图把华北从南京政府管辖中分离出去，成为受日本“指导下的”的第二个“满洲国”。
1935年10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一、彻底消灭反日运动；二、中日满密切合作；三、共同防共。
驻日大使蒋作宾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当时正忙于指挥陕北“剿共”，往返于陕、豫、晋三省之间，根本无心与日对抗，便电告汪精卫可以考虑。
日本人变本加厉。
11月20日，日驻华大使有吉自上海到南京，见蒋介石谈华北问题两小时之久。有吉要求南京政府不能压制华北自治运动，中央军不可北调，并指陈中国币制改革未先与日协商，有碍中日合作。
蒋介石的回答有软有硬。他说，凡违反国家主权，妨害行政统一之自治运动，均难容忍，如有事故必能镇压，毋庸中央用兵。对于华北局面，已定有办法，军委会北平分会将撤销，另派大员与日方商讨调整关系，允许考虑广田三原则，但华北发生事故，必至陷于无以商谈之结果。
这种语调最明显表露出蒋的处境与性格。他要采取“拖”的策略，以待他从“围剿”红军中腾出手来，但不能过一定限度。过了，他也要硬。
此前11月初在关东军支持下，土肥原已经拟订了一个建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土肥原为总顾问的“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的所谓“华北高度自治方案”。11日，土肥原以此案为蓝本，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20日以前宣布自治。宋哲元更加动摇。17日在致蒋介石的电文里，一面表示不做丧权辱国之事，一面又强调自己“力量薄弱，只能支撑一时，不能永久”。19日，宋更不顾国民党中央的反对，自行与日方谈判自治，引起社会各方面的不满和反对。
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
11月26日，南京行政院决议，何应钦北上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拿办殷汝耕。
但宋哲元不以蒋介石派何应钦拿办殷汝耕为然。
日本军事当局继续施加压力。11月26日，土肥原再次发出最后通牒，限宋30日前宣布自治。宋如坐针毡，一方面向南京请辞冀察绥靖主任的新职，同时又邀请河北、山东的地方实力人物商震、韩复榘赴平商谈华北问题，向南京施加压力。
11月30日致电蒋介石，露出实行华北自治的打算：“情势危迫，民情愈益愤激。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一一阻，有所不能。”宋哲元把大汉奸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也算在“民情”之内了。要蒋“因势利导”，拿出“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办法”，暗示蒋接受华北自治的局面，否则难以转危为安。
12月初，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勿自促国家分裂》，劝宋哲元万勿制造分裂，勿诿责民意，捏造自治。
宋哲元立即下令停止该报邮寄。
第二天，天津教育界电何应钦、宋哲元、商震，本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二原则，挽国家于垂危。
南京政府也出来干预。国民党一中全会决议开放言论，保障新闻报纸，令纠正平津公安局非法扣留报纸。
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宋哲元甩手不干了。他赴西山休息，谓一切听命何应钦负责处理。
以退为进，这是近代中国政治中屡见不鲜的手法。
蒋介石、何应钦被迫同意宋哲元的办法。何应钦电告蒋：“遵照钧座指示之最后办法”处理。
最后办法就是华北自治。
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17人，其中亲日派委员7人。宋哲元表面上在日、蒋之间完成了一种平衡，实现了对自身利益的兼顾，但实质上这个执行华北自治任务的委员会，已经朝降日的方向跨出了危险的一大步。
中国现代史上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个怪胎。它既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结果，也是蒋介石争取地方实力派的一种手段，更是地方实力派在蒋日夹缝之间自谋生路的一种方式。蒋介石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日关系的缓冲。宋哲元想用该委员会作为对蒋讨价还价的资本。皆有所想。皆有所图。
矛盾折中之中都便宜了日本人：举手之间就实现了入主华北的第一步设想。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宋哲元的收获。凡收获，皆需代价。他不得不与日本表示友好，对日方的某些要求作出让步。在就职之时，宋发表书面谈话称：“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此后又与驻屯军订立了《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并与驻屯军司令田代商定了所谓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
如若不是沸腾的全国舆论使其有“黄雀在后”之感，天知道这位后来的“抗日英雄”还会干出些什么事情来。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南京学生五千余人游行请愿，反对华北自治组织。“一二·九”运动后的平津学生组织扩大宣传团，分向乡村宣传抗日救国。
12月20日，武汉学生两万余人大游行，要求讨伐殷汝耕，全国动员，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同日，上海学生五千余人冒雨跪向市政府请愿。
12月22日，太原、武汉学生游行示威。
12月24日，上海律师公会、全国商会联合会等十四团体电宋哲元，谓“流芳遗臭，公能自择”；另电南京政府请中止冀察自治，讨伐叛逆。
1936年1月6日，宋哲元复电上海各团体，谓洁身爱国，未敢后人。
这真是危难时刻救人的舆论。若没有这种舆论，不知有多少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沦为汉奸。
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宋哲元感到自己的某些行为过分了，开始向回扭转。
他艰难地玩弄着平衡。平衡的结果，冀察政务委员会成了一个形状奇异的怪胎。委员中有张自忠、万福麟等抗日将领，也有王揖唐、王克敏等汉奸走狗。这是一块宋哲元在民族公利与个人私利之间最后挣扎的地方。委员会成立之时，他应日方要求用了一批汉奸、政客做委员，但反日力量还是据于主导地位。日方不满，屡次提出齐燮元、汤尔和、章士钊等人当委员，宋哲元想拒绝又不敢，想出一个办法：进一个亲日派，就进一个反日派。进齐燮元、汤尔和时，便增加刘汝明、冯治安；有了章士钊的任命，又提出邓哲熙来拉平。
宋哲元对日态度的转变，真正开始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
于是，最后终于导致华北驻屯军挑起以宋哲元为对象的“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发生了，他仍然犹豫动摇于抗战与妥协之间。直到7月27日，才发表坚决抗日的通电。
那个时候在中国除了汉奸，不抗日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根基太深的谜。教科书上说，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戴上这个花环，却让人感受到其中刺人的荆棘。有一些任凭时间流逝多少年，也必须说清而又不易说清的事情。国人无不知“七七”事变为抗战发端。但卢沟桥并非边关塞外，疆界海防，连万里长城上的一处垛口也不是，它实实在在是在北京西南。为什么战争尚未正式打响，鬼子已经抄到京师以南扼住了我们的咽喉？华北地区的全部日军最多也只有8400人，同一地区仅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兵力就不下10万；战争爆发之前敌方不但如此深入你的领土，而且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战，查遍世界战争史，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一个中国人，如果仅仅会唱《大刀进行曲》，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时光再流逝，我们也必须记住那些往往令我们不愿记忆的事情。必须要探究，那些胸前不乏勋章的人们是怎么退到了这一步，才终于“忍无可忍”了的。不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有多么腐朽，国家有多么衰弱，你就永远不会理解衰弱与腐朽要带来多么巨大且深重的灾难。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历史。它是荆棘，而不是花环。
当日本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都感到侵华力量不足的时候，一心一意“安内”的蒋介石，也开始感到侵略迫在眉睫，抗日的力量不足。
对国力军力皆弱的中国来说，选择余地是十分有限的。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甚至也令蒋无可选择，只有和苏联搞好关系。
1935年12月14日，宋哲元那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之前，苏联政府致电其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要他通知蒋介石，苏联政府准备就同中国签订军事协定问题进行具体的讨论。
这正是蒋梦寐以求的事情。
12月19日，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第二天，鲍格莫洛夫与蒋介石会谈。
内外交困的蒋介石相当客气。他表示遗憾说，过去中苏间有过不少误会，特别是在对中共的态度问题上。他说，他从来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一样，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
鲍格莫洛夫正式将苏联政府同意讨论签订苏中协定的决定告诉蒋介石。
蒋立即声明，他想以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作为中苏关系的基础。他脑子转得飞快。孙越宣言的基础是越飞承认苏维埃制度和共产党组织不适用于中国。
鲍格莫洛夫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苏方提的是签订军事协定问题。
蒋介石换一个方式，仍然坚决要求苏联政府协助他同中国共产党达到统一。他对鲍格莫洛夫说：“如果这个问题谈判成功，其余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他还说，如苏联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红军以影响，使其承认南京政府的权威并服从南京政府，苏联政府就将得到真诚的可信任的联盟。
蒋介石软了不少。但其首要方针还是“安内”。
12月28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给鲍格莫洛夫回信：我们同意蒋介石关于互助合作，抗击日本的建议，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做有利于支持中国日益高涨的武装抗日潮流。如果中国真正发起反抗日本的解放战争，我们愿意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但是我们认为，尽管中国抗日思想日益高涨，我们同蒋介石签订协定，从而担负起一旦日本发动武装侵犯便要相互支援的义务，似乎还为时过早。蒋介石虽比以前收敛，但仍不断向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要求让步。也许这一切只是耍手腕以赢得时间，希图改变力量对比以利中国，特别是等待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的结局。但始终不能排除他利用与我们的谈判，同日本达成妥协的可能。
对这个太反复无常的蒋介石，苏联人还在观望。
蒋介石却等不得了。1936年1月，他委派驻莫斯科武官邓文仪同王明直接会谈。
根据共产国际保留下来的记录，邓文仪当时说，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被日本的宣传所欺骗。他们认为日本不会、也不能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所以他们决定不抗日，而首先同日本一起反对西方列强，然后他们再来对付日本。邓说：现在看来这是错误的，日本进攻威胁到整个中华民族，不抗日中国就会灭亡。
邓文仪告诉王明，蒋介石收到他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和《八一宣言》后，决定同中共谈判。初步提出三项建议：①取消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②因为对日作战需有统一指挥，改组工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③恢复两党在1924-1927年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
邓文仪强调，在上述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可以继续存在。
谈到改编红军时，邓文仪说：“当然红军不会接受南京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红军和南京军队间应交换政工人员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南京政府将给红军一定数量的武器和粮食，以及拨出若干军队帮助红军，以便红军开到内蒙古前线，而南京军队将保卫长江流域。”
轮到王明表态了。王明说，蒋介石把内蒙古划为红军根据地和活动区域，实际上是使红军处在他的监视之下，这是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
邓回答说：考虑到内蒙古远离中心和那里缺乏粮食，南京政府可以给红军其他地区作为基地，其中包括西北部分地区。他还说，这使中共有可能建立“国际联系”。邓文仪特别提出，在中日战争情况下，日本将会封锁中国海岸，那时，中国将不能从欧洲和美国买到武器和弹药，主要来源将是苏联，所以我们想经过西北从苏联方面得到武器和弹药。
王明根本不了解国内的详细情况，他最后只有向邓文仪建议同在国内的中共和红军领导建立直接联系，谈判抗日和停战的具体条件。
1936年1月23日，王明专就此事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去苏区。并让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身份致函蒋介石，代表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保证邓文仪进入苏区谈判时的人身自由与安全。
就在王明写信前一天，1月22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又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认真深入的会谈。蒋介石因急于获得苏联军事装备的援助，加强与日本的谈判地位，改善中苏关系，这次谈判的态度特别好，在会谈中未提任何使苏联为难的要求。关于援助的规模，蒋介石表示一切由苏联政府决定。谈到与中共组成联合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时，蒋未再提及《孙越宣言》，要求只要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司令部的权威，保持现有编制，参加抗日，在此基础上他可以同中共谈判。
蒋介石为保障华北不再分裂，要打苏联牌吓唬日本；苏联为保障其东部安全，也需要打蒋介石这张牌牵制日本。双方各有所需，也各有自身的打算。
这些情况，在陕北将开始组织东征的中共中央并不知道。
苏、蒋各自盘算之际，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第一师团香田清贞大尉和几名同伙尉官安藤辉三、村中孝次、栗原安秀等皇道派军人，率领该师团一千四百余名士兵在东京发动叛乱，袭击内阁首脑官邸或私宅，杀死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内务大臣斋虅实、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金太郎等元老重臣，占领首相官邸、陆相官邸、陆军省、警视厅及附近地区，企图通过陆军大臣实行所谓“国家改造”，建立军人独裁政权。
这次政变是昭和军阀集团内部皇道派权势发展的顶峰。这些主张军部独裁的少壮军人已经嗜杀成性，解决内部矛盾也往往诉诸军刀，还要天皇承认他们是“义军”。他们发表声明说：“所谓元老、重臣、军阀、官僚、政党等，乃破坏国体之元凶”；“斩除君侧之奸臣军贼，粉碎其核心，乃我等之任务”；对军部、独裁、法西斯这些概念，他们也毫不陌生：“如果认为只有军官才希望维新，这就将陷入军部的独裁”；“只由军官来干时，那正是‘法西斯’。同下级军官和士兵一起干，就能代表全体国民的声音”。
干着法西斯却宣称反对法西斯，走向独裁却宣称为避免独裁，这是近代日本的荒诞。
这些政变军官从1931年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吸取了丰富营养：“在当时朝廷的讨论中，就是否应该允许这种行动的问题虽未能轻易地作出决定，但此独断行动幸得大元帅陛下之嘉纳，使我之武威大大伸展于满蒙之原野，而奠定满洲国独立之基础”。当年关东军的独断行动，成为“二二六”政变军人行动的实践基础。
但颇富戏剧性的是，当年在关东军行动最不受拘束最坚决果断的石原莞尔，要求镇压“二二六”政变军人的态度却最强硬。
永田铁山死后，石原已经成为昭和军阀集团中的另一派别——统制派的中坚。
29日，叛乱平定，冈田内阁辞职。
皇道派遭受重挫。
参加兵变的1483人中，123人被起诉，13名军官被处死刑，1名无期徒刑，6名有期徒刑；民间人士6名处以死刑；士官、士兵除少数判有期徒刑外，其余被赦免开释。
日本陆军被动了大手术。3月23日，部队参与叛乱的第一师团长崛丈夫中将、近卫师团长桥木虎之助中将被免职；与叛乱有关联的荒木贞夫大将、真崎甚三郎大将、林铣十郎大将、阿部信行大将、本庄繁大将被勒令退职或编入预备役；原陆相川岛义之、原警备司令官香椎治平被令待命；陆军大学校长小畑敏四郎也被迫转为预备役少将，从此被排除在军界领导核心之外。
皇道派从此失势，统制派开始掌握陆军实权。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就此基本结束了派系倾轧，开始集中全部力量对外扩张。1936年3月，日本废除了政党内阁制，组成广田弘毅内阁，建立由军队、官僚和财阀直接控制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此后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昭和军阀集团完全掌握了政局，实行所谓“断然改革”，建立强大的“国防国家”。
参加政变的军官虽然除去自杀者全被枪毙，但他们行动的目的完全达到了。
日本“二二六”政变第二天，董健吾牧师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从南京到达陕北，在张学良部队护送下，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他向留守陕北工作的博古介绍说：“蒋系法西斯分子陈果夫左派与曾扩情右派，陈主联红反日，曾主联日反红。此外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联俄联共。”
博古将此情况迅速报告正在晋西指挥东征作战的毛泽东、彭德怀。
董健吾的消息，使中共中央首次得知国民党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
2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李克农：“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
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致电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进一步指出，“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还指出，“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从此，中共中央开始逐步放弃反蒋抗日口号，逐步明确地提出“联蒋抗日”和“逼蒋抗日”。侵略一方已经成熟了，反侵略一方也正在成熟。
<h3>二、打通国际</h3>
1934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凡事都一分为二。这种中断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不完全是坏事。它使中国共产党人得以通过遵义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独立地解决了自己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领导人问题。
当然从更大的意义上看，它又的确不是好事。它割断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消息情报来源，阻碍了共产党领导者的战略视野。中央红军留恋徘徊于川黔边4个月之久，先图赤化四川后图赤化贵州而终不可得，与此就有一定关系。
所以红军1935年5月渡金沙江、占领泸定城基本脱离险境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以陈云、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携带密码到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建立中央与上海及共产国际间的电讯联系。
10月2日，化名史平的陈云辗转到达莫斯科，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的会议，并成为中共代表团三个正式代表之一，此时陈云才知道为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从1935年4月开始，共产国际为了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先后派闫红阎、张浩和刘长胜带密电码回国。
闫红阎为了承担这一艰巨的任务，废寝忘食，短期内学会了英文字母，把用英文字母编排的密码背熟记在脑子里，他没有参加国际七大，于4月就提前动身回国。闫红阎进入新疆后，乔装富商，骑着骆驼、驮载着俄罗斯毛毯和灯心绒，经伊犁、迪化、兰州、宁夏、绥远到达北平。这时中央红军已经胜利结束长征，闫红阎立即去陕北找党中央。12月他在瓦窑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全凭记忆汇报了带回来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
可惜凭闫红阎的密码未能和国际联系上。是时间过长记忆有误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不得而知。
闫红阎没能参加国际“七大”就匆匆回国，张浩则是“七大”未开完就动身出发。共产国际实行新方针后急于恢复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心情，由此可见。
张浩出发时，陈云还未到莫斯科，所以谁也不知道中共中央的确切位置。张浩装扮成从蒙古回来的商人，穿着光板皮袄，挑一副货筐，风餐露宿，跨越沙漠。沿途打听消息，经过三个月长途跋涉，于11月到达陕甘边区的边缘——定边。在那里由边区赤卫队护送到瓦窑堡，终于找到了中共中央。
他在瓦窑堡刚和张闻天、邓发、李维汉等见面，便立即传达国际“七大”关于改变以往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再将中间力量看做危险敌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等精神，以及中共驻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
张浩也带回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甚至先于闫红阎，将密码转给中共中央。但遗憾的是他带回来的密码也未能与国际沟通联系。
沟通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是刘长胜带回来的密码。
而这一联系的恢复，首功却在当年要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李立三。
很多人早把他忘记了。1930年三个月的立三路线后，他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调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其中有两年时间甚至在“世界无产阶级红色堡垒”的监狱中度过，品尝了苏联内务部人员对囚禁者从不手软的肉刑。
李立三讲，他在苏联期间“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即使这样，他仍然努力为党工作。1935年初春，共产国际派他到接近新疆的阿拉木图建立交通站，负责国内方面来往人员的安排，了解新疆政治情况，更重要的是设法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李立三到阿拉木图后，派两批人带上密电码回国，寻找长征后的红军，由于地理和技术上的困难，都失败了。最后派刘长胜带上李立三亲自编写的一套新的更难以破译的密码回国，终于在1936年6月16日，收到了中共中央按照李立三编的密码拍来的电报。莫斯科谁也翻译不了这封电报，康生带着电报来到高加索，找到在那里疗养的李立三，终于由他翻译出来。
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报告了中国国内形势和党内的情况。说：“你们派出的人，林仲丹（林育英）12月就到了，闫红阎、罗英（刘长胜）均到了。但有7个人带电台已达苏区边境被民团杀害6人，余1人及电台现尚在民团手中。”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终于重新建立。
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李立三，又被人忘记了。
他被忘记的地方何止一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中，最为成功的是安源工人大罢工，文化大革命前说领导者是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中说领导者是毛泽东，从始至终一直在安源领导罢工的工人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却根本无人提及。安源工人的歌谣“有个能人李隆郅”也被改为“有个能人毛润之”。篡改者还振振有词：不是为个别的真实，是为历史的真实。
丢掉了个别的真实，真的能够获得历史的真实吗？
遵义会议后，本来已经弄清楚李立三和王明有所不同，但为了照顾与共产国际和与苏联的关系，将近十年时间，仍将王明路线称为“立三路线的残余”，李立三不仅由于自己的错误承受了应有的或不应有的对待，而且还要代人受过，把残酷斗争过他的王明的错误也担在身上。
自然又是历史的需要。李立三的命运就是这样，不断地为历史牺牲自己。
1946年，李立三终于从苏联回到东北，化名李敏然。一些单位不知道他就是李立三，请他去讲党史，他就自己选择介绍“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领导者个人的责任，讲完后场上一片称赞。也有人听了以后疑惑不解：“您怎么会知道犯错误的人心里想什么？”李敏然的回答令全场大吃一惊：“我就是李立三。”经过短暂的沉寂后，会场上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很多年以后还回忆说，听了那次课，才知道什么是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自我批评精神。
李立三这种坦荡带来的问题是：至今我们都知道他的错误在哪里，却很少有人能说出他的功劳在何处。
于是也就弄不清什么是个别，什么是历史，弄不清为什么历史如此藐视个别。
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位极富悲剧色彩的人物。几十年忘我奋斗无人知晓，三个月的错误却结结实实检讨了三十多年。最初因为横冲直撞的性格被人称作“坦克车”；最终却像绑缚山崖任苍鹰一遍又一遍啄食的普罗米修斯。
开国大典中，人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立三作为全国总工会的代表，站在毛泽东身边。
50年代末，他到东北考察后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业管理原则，被毛泽东概括为“鞍钢宪<bdi>..</bdi>法”。
1967年6月22日，文化大革命炉火正红之际，李立三服用大量安眠药自尽。
1980年中共中央为他举行平反昭雪追悼会。骨灰早已无影无踪、被随便扔掉了。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里面，只装着他生前戴的一副老花镜。
李立三生前最喜欢明代爱国将领于谦的《石灰吟》。他的命运恰是如此：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在刘长胜带来李立三编制的密码之前，张浩带来了一个比沟通联络更加重要的消息：斯大林不反对红军向北和西北发展，靠近苏蒙边境。
这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已失去联系达14个月。张浩的消息是一股扑面的春风，更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张闻天立即连续写信给在前线的毛泽东等人，通报张浩带回来的这个重要消息；主张根据斯大林建议，迅速经宁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术援助并建立战略根据地。
毛泽东也非常兴奋，12月1日电张闻天：“关于红军靠近外蒙古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
中共中央开始准备作出战略和策略上的重大转变。
这个转变就是瓦窑堡会议。
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确定“抗日反蒋”策略方针。
12月23日，专门讨论军事方针及打通国际路线的问题。会议一致决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直接作战，使红军发展成为抗日的主力军。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1936年红军的战略方针和任务是“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其中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以山西和绥远为红军行动和发展苏区的主要方向；以便把“苏联红军和中国红军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结合起来”。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多次提出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设想。
遵义会议后，领导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严重的军事危机并没有消除。面对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中央军、黔军、川军、滇军的围追堵截，中共中央不得不一再变更作战计划和战役方针，指挥红军奔波于云贵川三省之交。部队长期处于无立足处的超强度征战之中，缺乏休整补充，减员现象严重，指挥员中也一直存在不同意见。迅速开辟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已成为决定红军命运前途的紧迫问题。
关键是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当时局面异常严峻。几万红军东返内地，已不可能。向南不是入桂就是入滇，这两省皆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力派统治巩固，打出一个局面非常困难。向西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粮缺人稀。唯一可行的是向北发展，接通苏联，以取得国际援助。
1935年6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联名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打通国际路线。
这是在失去中央苏区9个月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反复思考的结果。
193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与四方面军会合的两河口会议上再提在适当时间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打通国际路线问题。6月28日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议：“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地向东发展。”
8月4日至6日的政治局沙窝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说，“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西北地区的困难是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不好等，这些都能克服。”所以“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当时认为，只要得到苏联帮助，西北地区的困难便不那么可怕了。
与张国焘分裂后，这一方针的实现变得更加迫切。
在中央红军单独北上的9月12日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报告说：“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同时指出，中央过去曾反对主力打到苏联边界去的方针，主张在陕甘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因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
中央红军脱离根据地作战整整一年，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6千人锐减为不到一万人，却仍然没有找到立足之地，仍然在苦苦探寻。那种紧迫急切的心情，绝非我们今天把蜿蜒逶迤的跋涉路线看成一条红色飘带那样浪漫和诗意的。
那是一支军队的生死存亡。进而是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今天有很多人想走一走当年红军的长征路线。很多人真的走了这条路线。但即使你一步不差地走完全程，除去品尝到的艰苦，你能品尝到天空国民党飞机丢炸弹、地面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那种九死一生的危险吗？
死亡随时在身边。覆灭随时在身边。被包围、被分割、被切断随时在身边。那种日复一日不得不全副身心投入的残酷斗争，绝非我们今日想象的那样指挥若定、豪迈潇洒。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期间高度紧张，两次出现指挥失误；温和宽厚的朱德先对黄克诚、后对宋任穷两次发火；从不叫难从不叫苦的周恩来说“相当艰难困苦”；一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林彪又写信又打电话要求改变军事领导；经历无数征战被誉为“军神”的铁汉刘伯承扶着泸定铁索竟潸然泪下……
这些现象你单独审视，可以对有的理解有的指责有的遗憾有的感动，集合起来，你才能感觉出它们是多么的不可分割。正是从这种不可分割之中，你才能真正感觉出中国共产党人当时面临的局面有多么严重。
毛泽东一再提出靠拢苏联，还有什么不可理解吗？
当时北上的红军战斗部队只剩不到一万人。红军在如此弱小的情况下，如果不设法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很可能不得不永远打游击战争。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谈到严重局面时，说“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他已经作好了分散游击的准备。
所以后来毛泽东高度评价徐海东和刘志丹。陕北那块苏区使北上的红军终于找到了立足之地，打通国际路线才不再是迫在眉睫的生死存亡问题。紧迫的问题变为“保卫、扩大陕北苏区”了。
中共中央当时之所以多次改变或推迟靠近苏联的方针，除时机、条件等因素制约外，关键还在于不了解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态度，担心一旦行动，使苏联陷于被动。此次斯大林主动表示愿意帮助中国红军，无疑对中共中央是极有吸引力的。
但在红军队伍中，对打通国际路线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首先是李德。他认为这样做会引起国际纠纷，危及苏联安全。两河口会议前后，他就对毛泽东提出的靠拢苏联不以为然。1936年1月27日，红军主力东征前夕，李德写信给中共中央，反对瓦窑堡会议确定的以打通苏联作为主要战略目的，“在我们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没有到绥远去的必要，没有必要接近外蒙古”。
第二种意见是张国焘，认为使红军远离中国内地靠拢苏联，是畏缩退却。
李德主要站在苏联利益的角度上。张国焘当时满脑子都是打成都。他们考虑的，皆非当时红军所处的实情。
林彪与彭德怀也对红军发展的战略重点提出不同意见。
这是中央红军的两员主将。出发点与着眼点与李德、张国焘完全不同。
两人虽然主张发展的方向不一样，但都不主张以打通苏联为第一要务。
直罗镇一战打败东北军的进攻后，林彪流露出他想带一些部队去陕南打游击。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征求各军团主要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抓住这个机会给中央写信说：开辟陕南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更有意义。他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名单所列的红军指挥员都跟他南下发展陕南。
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这封信。
12月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致电彭德怀并转林彪：“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不能把陕南游击战争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加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作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毛泽东这个电报对林彪的批评比会理会议说他“是个娃娃”严重得多。但林彪有他自己的处理方法。他没有到中央去，更不可能实现毛泽东设想的“并在此一个时期”。相反他于12月26日再发一个电报，坚持“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
林彪个性中这种倔犟，决不仅仅是1970年庐山会议后拒不检讨才刚刚表现。
毛泽东没有回复林彪这封电报。
林彪主张向陕南发展。彭德怀则主张巩固陕北。
1936年1月，彭德怀在甘泉指挥作战，收到毛泽东关于东征决策的电报，阅后思虑再三，1月26日回电毛泽东，坦陈自己的意见。
彭德怀认为：陕北东侧黄河，北靠沙漠，西面人烟稀少，敌不易对我形成“围剿”局面，是红军活动的好后方，应该巩固发展这块根据地；但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后，人数大增，陕北贫瘠，红军发展有一定困难，要同南面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还可能把在河南的蒋介石嫡系军队引进西北，这是不利的一面；东渡黄河在吕梁山一带创建根据地比较理想，可虑之处是一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刚刚结束长征，体质很弱，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13000人；二是过去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能不能撤回来，不能因此再失去陕北这块根据地。
彭德怀以后回忆说：“我这种想法，反映了当时红军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
这就是东征前后，围绕巩固发展现有苏区和打通苏联这两个任务出现的争论。
李德称红军东征打通抗日路线的行动是“想挑起日苏战争”，不足为虑。
林彪提出在陕南打游击战争，向南发展，势必同正在与红军商谈联合抗日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发生冲突，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再乘机进入西北，就将陷我于大不利，也不现实。
所以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将重点放在打通苏联的意见。他认为应该吸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局促于一个地区并不能巩固。红军行动应更加广泛、更加灵活一些；扩大与巩固，现在应该特别着重于扩大。
但彭德怀的意见却不能不考虑。彭德怀则认为，从兵力看，东征的目的主要是调动占据绥德、吴堡一线的晋军回援，求得在运动中消灭晋军主力和巩固河防，不宜实施战役上的进攻和转移，特别要防止出现任何脱离陕北苏区的可能性。他为此两次致电政治局：“陕北苏区是中国目前第一个大苏区，是反蒋抗日有利的地区，是全国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面最高旗帜”；并说毛泽东“过去坚决扩大红军苏区的方针”应当继续坚持。
1月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东征问题。
会上争论很大。
毛泽东最后说服了大家。
说服也是有所改变的说服。
毛泽东规划的东征，以山西和绥远为红军行动和发展苏区的主要方向；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以便把“苏联红军和中国红军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结合起来”。
经过充分争论后，大家都认识到东征必须进行。陕北地贫人稀，征粮、扩红均困难，必须向外发展，所以东征作战必不可免。但人们又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以红军现有的实力同时完成巩固发展现有苏区和转进绥远、接通外蒙古的任务，确实存在矛盾。所以渐渐都同意把作战的首要目标放在巩固和发展苏区的任务上。
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再度修改，主要为避免出现脱离陕北根据地的危险。这一考虑到敌我力量对比出现的变化，并没有取消打通国际路线，但对1936年打通国际路线和巩固发展苏区两项任务的先后顺序作出了调整。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实行东征。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
毛泽东这时已经认为，红军应该首先在山西站稳脚跟，逐步形成以陕晋为中心的战略根据地，进而在河北、绥远扩大这一根据地，再与外蒙古接连，与苏联打通。
这一设想没有实现。在阎锡山频频向蒋介石告急的情况下，1936年3月下旬起，蒋介石急调中央军10个师进入山西，派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同时令东北军与西北军向陕北苏区进攻，形势变得十分紧张。至4月下旬，毛泽东原定在山西和华北几省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已完全不可能，整个东征的战略方针不得不改变。
毛泽东4月28日致电张闻天：“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提议开政治局会，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此关联的问题。”
事前有彭德怀能不能渡过去、能不能渡回来的疑虑，所以红军作战计划制订得现实且周详，渡过去在山西扩大了8000红军，筹款30万元，又全部渡了回来。彭德怀回忆说：“进军山西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二个伟大胜利。”
可惜在进攻三交镇的战斗中牺牲了刘志丹。
东征部队于5月初全部回师陕北。新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问题又重新在考虑之中。
还是要想方设法靠近苏联。
1936年4月20日全军回师陕北以前，毛泽东、彭德怀电周恩来、张闻天并致邓发，要邓发即去苏联，最好在夏天到达。邓发去苏联在军事方面的任务是：
一、对日作战的共同步骤问题。
二、双方军委间的通信联络问题。
三、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
四、技术帮助问题，能否接济步、炮、弹药、轻、重、高射机枪，以及架桥设备，通信器材等。如有可能我军在秋天全部开往绥远接运。
五、苏方派人帮助的问题，担任特种技术教育者数人，担任作战者数人。
红军刚刚回师陕北，蒋介石就发起新的“进剿”。中央军、陕北地方军、宁夏“二马”、东北军、西北军共154个团，25万余人一起围将上来，红军有被困死在陕甘地区的危险。
5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以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实施西征，目的是设法造成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相机攻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
如果说东征之意在通过山西绥远，打通国际路线，那么西征之意即要通过宁夏接近苏联。但这个时候，打通国际路线已不是西征战役的重点。重点是解决眼前困难，以扩大苏区为目标。所以中共中央决定“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苏区，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
一个“猛力”，一个“渐次”，将主次坦露分明。
6月1日，两广事变发生。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为名发表通电，组成“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企图出兵争夺南京国民党政权。10日，粤桂两军分路北上。30日，中央军与两广军队互相开火。
陈济棠、白崇禧于红军长征之初担任围堵主角。此次在紧要关头又帮了红军的忙，蒋介石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应付两广事变。
对陕北根据地的进剿被分散了。
此时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程度。
1936年1月，中共中央与东北军的张学良建立了直接联系。张学良、王以哲在与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会谈中，表示同情中共的抗日主张，愿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
2月，红军与王以哲的六十七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各守原防，红白通商。
3月，张学良在与李克农会谈中提出，请中共在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博古4人中选一位来肤施，与他谈判。肤施即后来的革命圣地延安。
4月，周恩来应邀前往肤施，在城内一座天主教堂与张学良彻夜长谈。
2000年5月，香港凤凰卫视播映1993年制作的张学良访谈录《世纪行过》，张学良还能清晰地回忆57年前的1936年4月9日，在肤施天主教堂与周恩来的长谈。
“我最佩服周恩来”，1993年已经92岁的张学良侃侃而谈。他说周恩来“反应快，几句话就明白，不用啰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能打下天下，“周恩来的作用很大”。
张学良最后还有一句：“他也佩服我。”“他”当然是指周恩来。张学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不但能够顺势而为，而且成为时代大势的推波助澜者，的确值得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其表示钦佩。
1936年5月，中共中央经过两个月来的多次讨论，决定将统战工作重点放在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上，建立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三位一体”，争取首先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实现“西北抗日大联合”。
“三位一体”、“西北国防政府”、“西北抗日大联合”这三个基本点，成为后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政治基础。
张学良特别看中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他认为在当时条件下采取联合抗日行动，必须以强大的苏联作为后盾。对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命令东北军向苏联红军发动进攻一事，他似乎是忘记了。或者说国难当头之际，他愿意忘记。
这个新的情况在红军东征时没有发生。所以中共中央作出西征的决策时，就有了一个重要补充：“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互助条约。”
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对苏联的态度都极其重视。因此打通国际路线与苏联取得联络，不论是对推动张学良“抗日反蒋”建立西北大联合，还是对巩固红军与东北军的统战关系、提高红军的军事政治地位，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6月29日，毛泽东致函彭德怀：从总的战略上看，站在红军和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应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关于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两个，一是宁夏和绥远以西，这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形成根据地；二是甘、凉、肃三州，这条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有妨碍，但能形成根据地。
毛泽东最后说，关于西渡黄河靠近苏联问题，日内将征求国际意见。
8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致信张学良，要求东北军以至少三个师好好地控制兰州，如此着成功，则可在今年秋天三个月内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必须坚信，打通苏联是保证西北胜利（更不说全国胜利）的基本点。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9、10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
信中对张学良的个人安全颇为担心：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察，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
从电文中可以看出来，给张学良通报的情况，对张学良安全的关照，几乎与对待自己的人一样。
8月12日，毛泽东又同张闻天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今后战略方针的建议：“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8月13日，毛泽东致函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承诺代杨虎城设计解决的“一切顾虑与困难”，主要还是寄希望于苏联。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当时并未认识到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设计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就是张学良忘记了他当初恶化与苏联的关系，斯大林却并没有忘记。
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根本放弃抗日反蒋的观点，放弃利用两广事变和其他内战削弱蒋介石统治的做法，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全国范围统一战线；尤其“不能把张学良看做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指两广事变）失败之后，张学良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
显而易见，共产国际和苏联不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也不同意中共中央继续实行带有“抗日反蒋”色彩的政策，更不同意中共中央把统战放在东北军方面，而要把统战重心北移到全国去。
核心是不同意红军与张学良的联合。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对待抗日反蒋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出现重大分歧。
中共中央以为基本找到了克服艰难局面的好方法，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迎面泼过来的却是冷水。
1933年春，日本侵略军在占领长城各口之后，分兵侵入察东和冀东，华北形势异常危急。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正式宣告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6月20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6月22日又委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以统率大军，收复察失地。
对冯玉祥1927年背弃对苏联的承诺投向蒋介石，斯大林同样记忆犹新。苏联不但对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毫无兴趣，《真理报》还发表文章说，冯玉祥和方振武的行动是“在为日本人服务”。不久，《真理报》再发表评论：“冯玉祥重新出来反对南京政府，这一行动得到了日本方面的支持”，“冯玉祥虽为自己的行动披上了‘保卫祖国免受日本军队侵略’的外衣，可事实上，他已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最积极的代理人”。
最终冯玉祥的抗日行动被形容为“勾引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察哈尔与绥远，以便帝国主义准备反苏战争的阴谋”。
1933年9月底，抗日同盟军失败。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爆发。斯大林对<samp>藏书网</samp>蒋光鼐、蔡廷锴也无兴趣。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文件指出；“……这个福建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激进口号……是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权宜之计和左倾词句”，“是军阀和政客为了保证自己的成功而提出的蛊惑人心的诺言”，因而共产国际认为，“蒋介石集团和国民党所有派系都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应当反对一切中间势力，在国际上应当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口号是“要兵不要官”。
国际和斯大林的态度对中共中央处理福建事变产生很大影响。导致这一打破第五次“围剿”的珍贵机会最终丧失。
对待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更是 5982." >如此。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中国发生事变》：“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兵变紧密相连，这也绝非偶然。”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也把张学良说成是“叛徒”、“强盗”。
所有反蒋的抗日力量，皆被共产国际和苏联冠以日本走狗。斯大林非常现实。他始终感兴趣的，一直是拥兵数百万、控制全国政权的蒋介石。他的老朋友鲍罗廷回国后说过一句话：“如果再有一位中国将军跑到莫斯科叫喊‘世界革命万岁’，最好立刻把他送到国家政治保安局那里去。他们无非是想要几条枪。”
斯大林正是用这样的观点看待冯玉祥、蔡廷锴、张学良。
由于共产国际不同意，斯大林不同意，中共中央只得放弃建立在苏联支持基础上的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大联合计划，下决心转过来同南京政府谈判。
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并提出，我们“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
但毛泽东最清楚不过，“联蒋抗日”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不谋求军事上的发展，只期望谈判解决问题，不但远水不解近渴，可能还会最终无水解渴。
红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已经十分紧迫。
在呼吁与国民党谈判的8月25日，中共中央电告共产国际：“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而“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
为此，部署大致定为：
以一方面军约1.5万人攻宁夏，其余担任保卫苏区，12月开始渡河；以四方面军12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约于（明年）夏季到达肃州附近；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成为陕南苏区之联系。
电报还说，“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这一带布满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城市堡垒及围寨，希望苏联方面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技术问题。陕北、甘北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目前红军的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否则只好把三个方面军的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而这种做法对我们非常不利，将造成许多损失。”
这封电报的分量是很重的。毛泽东告诉了共产国际，内战与不内战，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意愿。国际和苏联不拿出具体行动和办法，中国的内战很可能无法避免。如果苏联方面能够有效地帮助中国红军，“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外蒙”；如不能提供帮助，红军西进攻取不克或与南京谈判不能达成协定，便只好决心实施黄河以东的计划以求生存。但这一方向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将无法避免和南京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冲突。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思考，9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征得苏联同意——斯大林同意——之后，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同意占领宁夏和甘西以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并明确表示在红军占领宁夏地区之后，将从外蒙给予红军以技术上和物资上的帮助。
至此，经过前后一年多的多次酝酿变化，一直探索实施道路的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终于正式确定予以实施。
9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三军领导人：“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至于占领甘肃西部问题，等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夺取。电报特别要求三军领导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这个“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东北军）取得密切配合”。
这时打通国际战线、解决战略依托问题，不但是红军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成为陕北根据地周围凡愿意与红军保持关系的友军关注的焦点。
10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的问题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
不但红军、即便友军也对这一战略行动寄以极大的希望。
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行动，由东征战役到西征战役，由宁夏战役到最后的远征新疆，一步一步演化为一个庞大的计划，踏上了一条不归的路程。
为完成这一使命，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最为悲壮的西路军。
西路军的命运与劫难，其担负使命之沉重和聚集矛盾之复杂，以及斗争之艰苦卓绝和历程之可歌可泣，毫无疑问将是一部巨制宏篇。写好它，有可能是中国革命史中最为动人的著作之一。
东征，西征，皆为张浩带回来的斯大林不反对红军向北和西北发展、靠近苏蒙边境这句话。也皆因工农红军面临局面之严重和本身困难之严重。
斯大林这话不再是教条，是红军生存与发展的希望。
在严重困难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真是一句顶万句。
三、个人决心中的历史，历史决心中的个人张国焘的分裂，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面临因内部分裂而覆辙的危险。朱德曾经回忆说，从来没有像那次那样心情沉重。毛泽东甚至作了给敌人打散、最后到白区做工作的打算。
由张国焘掌握控制的实力有：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中央红军五军团改编的第五军、九军团改编的第三十二军；共计七个军，八万余人。
毛泽东率领北上的，只有原中央红军一、三军团七千余人。到陕北与徐海东的十五军团会合后，也只到一万三千余人。论实力，完全无法与张国焘相比。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十五军团主力徐海东的原红二十五军，也是四方面军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老部队，原来一直受张国焘指挥。张国焘在这支部队里面的影响到底怎样，这支部队对中共中央的态度如何，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徐海东真正了解以前，心里并没有太大把握。
现在不少人以为张国焘的分裂纯系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一开始就是孤家寡人。他们把历史作出的结论和当时面临的现实搞混了。
由于张国焘掌握强大的实力，再加上当时很多情况并不清楚，连一方面军留在四方面军的很多同志都对事情的发生感到突然和混乱，四方面军同志就更是情绪激动。态势是非常严重的。
在阿坝一个喇嘛寺——格尔登大殿召开了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场外挂着横幅：“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张国焘先讲话，攻击中央率军北上是逃跑主义。然后他对朱德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朱德不紧不慢地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于是就有人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刘伯承站出来说话：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于是攻击的矛头又转到刘伯承身上。
张国焘办事历来不乏决心。这回他更是决心把事情做到底。
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松岗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自封为“主席”。并通过了“组织决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撤销”、“开除”、“通缉”、“查办”，张国焘的自信和气焰由此可见一斑了。
张国焘要朱德表态。朱德心平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朱德这些话讲的是很有分量的。陈毅说过，朱德在南昌起义余部天心圩整顿中讲的“革命须自愿”、“共产主义一定胜利”两条，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现在朱德在卓木碉讲“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这两条，既是后来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基础，又是后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感情基础。
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也对张国焘的做法不以为然。他回忆说：“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人都傻了眼”；“会后，张国焘找我谈话，我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我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毛泽东多次被蒋介石通缉，已经习以为常了。如今居然被党内自己人通缉，真是破天荒第一次。
即使被通缉，毛泽东也不忘对这支红军部队的争取。
11月12日，毛泽东到达瓦窑堡后致电四方面军：“我一、三军团已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北会合”，“正与白区党及国际取得联系”；并指出，现在国民党、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何应钦都在污蔑我党中央是逃跑主义，托派分子也在这样攻击我们党中央，“请你们严重注意”。
同日，张国焘电毛泽东等人，称南下红军已“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说，达到配合长江一带的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并以命令的口吻说“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并将详情电告”。
双方都在让对方知道自己的优势。都要求对方改变做法。
事情难以转圜。很显然，中共中央不取得绝对优势，张国焘不会回心转意。
12月5日，张国焘干脆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声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今后，“你们应以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并宣布“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分裂达到了顶点。
这一分裂的最终解决赖于三个因素。
第一是借用共产国际的威望和影响。
张国焘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时，张浩已经来到瓦窑堡。情况很明显，仅仅靠党中央的教育和劝导，难以解决问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与张浩商量，由张浩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帮助、教育张国焘；党中央同张国焘之间的组织关系也用变通的办法处理。
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安排张浩以<mark>.9９ｌｉb?</mark>“国际代表”这种第三者特别是仲裁者的身份出现，表明毛泽东已经掌握了相当水平的斗争艺术。
12月16日，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从陕北开门见山地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22日张浩又电：“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这就是毛泽东、张闻天、张浩商量好的变通办法。
张浩的电报对张国焘无疑是当头一棒。他深知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权威。思考一段时间后，他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又说中共中央北上行动是“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向北逃跑”，是“一贯机会主义路线”的表现。
他依然照称自己是“中央”；毛、周、张、博是“假冒党中央”。
中共中央只有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同时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望其停止分裂活动，否则“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实际情况是，在当时条件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无论是让步还是警告、哪怕借用共产国际的权威，都还不可能扭转张国焘。除去依靠强大实力，其分裂行动另一个重要基础，就是认为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四川，不在陕甘。
第二还有张国焘南下政策的破产。
张国焘为南下所作的准备是精心的。口号也实惠诱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仍然是五四运动中跟那位牧师学到的技巧：从大众切身问题入手。
张国焘又实惠到庸俗的地步了。搞革命仅仅为了吃大米吗？
但南下最初确实颇为顺利。
10月7日，张国焘以“军委主席”名义下达《绥崇丹懋战役计划》，决定以主力迅速而秘密沿大金川夹河并进，夺取绥靖、崇化，然后分取丹巴、懋功。
8日，部队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开始行动。
12日，攻占绥靖，击溃守敌刘文辉部两个团。
15日，占领崇化。16日，攻克丹巴县城。19日袭占达维。20日，攻克懋功，守敌杨森部两个旅向夹金山以南逃窜。接着又连克日隆关、巴郎关、火烧坪等地，大获全胜。绥崇丹懋战役胜利结束，共击溃川军第二十、第二十四军6个旅，歼敌三千余人。
张国焘乘胜再下达《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提出以主力乘胜向天全、芦山、名山出动，彻底消灭杨森、刘文辉，并迎击主要敌人刘湘、邓锡侯部。
四方面军越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后，随即发起猛攻，十几天内连下宝兴、天全、芦山、五家口等城镇，击溃杨森、刘湘、刘文辉、邓锡侯部共17个旅近七万人，其中毙伤俘敌一万多人，控制了懋功以南、青龙江以北、大渡河以东、邛崃山以西的川康边扩大地区。
南下计划几近成功。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许诺也基本兑现。
南下成功，张国焘的另立中央就有可能成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张国焘也并不能例外。他几乎眼见着就要通过了实践的检验。
却还是在节骨眼上碰到了挫折。
四川军阀方面，刘湘等人最初确实被张国焘的突然南下打了个措手不及。
他们已经作出了红军主力将北上出川的判断。
张国焘说：毛泽东改北上红军为陕甘支队，是为了让蒋介石以为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仍在四川，吸引川敌主力。实际却是中共中央一直主张北上的企图和行军部署，使敌人相信红军必将出川，给张国焘南下的最初成功创造了条件。
四方面军突然由阿坝回师，击破杨森主力和刘文辉两个旅后分路南下，一路向芦山推进，一路指向天全。天全、芦山两处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倘若有失，将直接威胁川西平原。刘湘立即进行军事部署，令教导师长杨国桢率部驰赴芦山，模范师长郭勋祺率部驰赴天全，分路防堵。同时，任命潘文华为南路“剿匪”总指挥，设总指挥部于名山。
11月初，红军攻势凌厉，川军的天全、芦山相继失守。刘湘再次后退，准备将部队转移到夹门关、莲花山、伍家垭口、蒙顶山、金鸡山一线占领阵地，拒止红军东进，保住川西平原。可是，教导师杨国桢部不遵令退向夹门关以南的新阵地，而是自行经飞仙关向名山退走，结果北面门户洞开，暴露了名山城，直接威胁着通向成都平原的邛崃要地。
川军的部署被打乱，前线两个师失控，情况急转直下，红军直逼名山，指向成都平原。紧急关头刘湘亲自出马，率同机枪、炮兵司令，赶到邛崃前线设“行营”，调集各路大军，准备与红军一拼。
刘湘当初与川军将领商定的作战原则就是：红军只要不危及其政治生命，就虚与周旋，保住实力，绝不对消；如果真要深入四川腹地，那就只有不惜忍受蒋介石的控制，与之硬拼到底，在同归于尽中去求生存。
现在面对张国焘的大举南下，刘湘不惜同归于尽了。
顾了正面，又担心侧翼出现漏洞；尤其怕红军丢开正面，由北翼直插成都。刘湘特邀其心腹亲信、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到邛崃，反复叮嘱说：军事情况紧急，守边部队已经用光，回成都立即组织警备部队、警察武装和民团，抢时间修葺城垣，以便凭恃环城碉堡，保卫成都。
不知道红军已经发生分裂的蒋介石，这时也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急令中央军薛岳部的周浑元、吴奇伟两个军迅速参战。
川军与中央军的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兵力迅速增加到八十多个团二十余万人，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
张国焘南下计划最大的问题暴露出来了：四方面军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
11月16日，关键的一场战斗在邛崃、名山之间的重镇百丈展开。川军以优势兵力围攻百丈，从北、东、南三面反攻，以整营、整团甚至整旅的兵力轮番发起攻势。中央军薛岳部又从南面压将上来。四方面军在此血战七天七夜，毙伤敌军一万五千多人，自身也付出了近万人的伤亡，被迫退出百丈地带。
百丈战役的失利，成为南下红军由进攻被迫转入防御的转折点。双方重兵相持。就像最初是我方得胜不想停止一样，现在是敌方不想停止了。川军主力和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部从东北、东南和东面几个方向步步压来。红军指战员虽然顽强抵抗，防线仍不断被突破，处境日趋艰难。严冬到来，部队棉衣无着，口粮不继，而激战却不停息。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八万人，锐减到四万余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挫折和失败在证明南下政策的错误。
朱德说：“事情向好的方向转了。”
1935年12月30日，朱德第一次以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彭德怀并转张浩，“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是对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同时介绍了四方面军掌握的敌人调动情况，最后说：“你处敌情近况望告。”
这封电报令中共中央很难判断是朱德拍发的，还是张国焘以朱德名义拍发的。电报要求与一、三军团建立“密切联系”是“万分需要”，并不感到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是“万分需要”。
毛泽东对这封电报的处理是审慎的。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吃过大亏。
1935年9月29日，周恩来用明码发报呼叫二、六军团，询问他们基本情况。当时二、六军团正在磨岗隘召开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任弼时随即用密码电复周恩来，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但与红二、六军团联系的密码被张国焘控制，中央无法译电，电报被张国焘截获后译出，以红军总政治委员名义致电任弼时，从此沟通了与二、六军团的联系，并对其实施指挥。若再借交换情报取得对一、三军团的直接联络，全部红军尽在张国焘手里了。
毛泽东对朱德回电说：本应互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以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毛泽东在电文中最后说，国际除派张浩来外，又有闫红阎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另电详告。
此电很长，将各方面情况和国内国际时局动向，对朱德、也是对张国焘作了一个简要的通报。唯对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联系之事，毫不提及。
朱德在进行艰苦的转圜。
1936年1月23日，朱德致电张闻天，“现处革命新的高涨，党急宜得统一，以争取胜利。”
24日，张闻天电复朱德，“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均党内有数同志，北局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
“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是从当时实际出发作出的最大妥协方案：党中央暂不垂直领导四方面军，而只发生平行关系。张闻天在电报中称中共中央为“北局”，也颇耐人寻味。
但软中同样有硬：“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
1月24日，张浩电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的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兄处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对于长期偏于西南一隅、消息不灵的张国焘来说，张浩这封电报的影响是重大的。共产国际至高无上的权威、万里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巩固的地位、自己主张的南下政策面临的困境，都使他从来不缺乏的自信发生雪崩般的崩塌。
1月27日，张国焘致电张浩、张闻天，同意“急谋党内统一”。条件是双方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中央领导机构“最好在白区”；条件不允许则“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他说“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中央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互相把对方往托陈派、罗章龙路线上推”。
他现在的坚持不再是向中央进攻，而是思虑怎样安全地从原来立场撤退了。
张国焘并非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强大和自信。从自立中央那一天起，他心里就在打鼓。所以虽然挂起了伪中央的招牌，却一直没有对外公开宣布；他后来在香港写回忆录时说：“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所以不敢把事情做绝。
他还存有最后一点儿自信。他还没有被川军彻底挤出去。
这点最后的自信也很快被蒋介石和刘湘拿走了。
蒋介石方面，1935年11月下旬，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及参谋长贺国光来到邛崃，二人向刘湘提出一个在最短时间完全歼灭四方面军部队的“进剿方略”。
刘湘不采纳这个倾尽全力、一口将红军吞掉的“方略”。他仍然奉行自己的方针：摆开阵势，扎稳阵脚，既要用硬打把红军送走，又不作围歼打算，以避免过度对消。红军一日不走，则持久一日，但决不强求所谓“最短期间”的速战速决。
刘湘下令向红军发起总攻。虽然展开了主力，但未齐头并进。经过多次战斗，各部小有进展。时当岁暮天寒，高山积雪甚深，红军主力开始向西北山区转移。刘湘所部于12月中旬逼进天台山、伍家垭口后，亦未继续再进。双方在对峙中形成冬眠状态。
1936年2月初战局重开，形势发生对四方面军更加不利的变化。刘湘还算客气，仍然只是一线平推，作驱赶式前进。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承认长期停留在川康地区是不利的。
至此，南下方针宣告失败。四方面军兵力也由八万多人减至四万余人。
恰在此时接中央来电，就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提出三个方案：一、北上陕甘；二、就地发展；三、南下，甚至转向云贵川。
来电指出：第一方案为上策。
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皆赞成第一方案。
张国焘第一次处于孤立状态。他见电报中有“育弟（指张浩）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语句，也只得同意了北上方案。
这里特别应该一提的是陈昌浩。
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是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主要支柱，张国焘对他的信任远远超过对徐向前。陈昌浩虽是知识分子出身，但对指挥作战却颇为热衷。虽然军事素养并非很强，指挥作战却果断勇猛，主动性、进取性皆佳。参与军事工作时间不久，即练就了不弱的领导能力。
陈昌浩也是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他脾气急躁，在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的对立分歧之中，是最为激动、也是说过头话最多的人之一。1935年12月28日，在南下训令中他说：“我们占有广大的而便于发展的地区，使敌人无法四面封锁我们；人粮补充有法，使敌人无法围歼我们；地区依托甚好，使我们能集中大量兵力来进攻敌人”；“苏维埃的四川、苏维埃的中国为期不远，只在我们决死去争取！”
但苏维埃的四川越来越远。
在南下政策受挫的事实面前，他开始动摇。特别是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出现，一封接一封发电，在莫斯科学习过的陈昌浩开始表示，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
陈昌浩的态度发生动摇，最令张国焘不安。
3月15日，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报告，“反对毛、周、张、博的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与主力红军毅然南下是完全正确的”，“任何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受到铁锤的打击”。
死不认错的人，总是把别人当阿斗，把自己当诸葛亮。
连陈昌浩都开始动摇了，张国焘想象中的铁锤还能成其为铁锤吗？
这时出现了推动张国焘放弃伪中央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重要因素：二、六军团北上。
1935年11月4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在湖南桑植刘家坪召开会议，决定为保存有生力量，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实行战略转移，到外线寻求建立新的根据地。
二、六军团一万七千余人，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下，开始长征。
他们并不知道最后一直要走到陕北。所以占领黔滇交界的贫孔山区后，就停留下来，准备在南北盘江间创建新根据地。
朱德与张国焘联名致电二、六军团，要求他们于3月底涨水前设法渡过金沙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
朱德后来回忆说：“他（指张国焘）没有决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待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上。”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尚未弥合，二、六军团加入上来，态度将怎样、立场会如何，成为一个最大的疑问。
对天平上这个举足轻重的砝码将放到哪一边，哪一边都没有太大把握。
张国焘想让二、六军团北上，但又怕二、六军团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
中共中央最初也不想让二、六军团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
所以有党史中很少提到的张浩4月1日电：“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
显而易见，这不仅仅是张浩的个人意见。如果二、六军团被张国焘拉过去，后果的确难以设想。
因为与二、六军团联系的密码掌握在张国焘手里，中共中央为得到这一密码，也费尽了力气。几次要求张国焘将密码告知，均被拒绝。
1936年1月21日，周恩来致电张国焘：“请将与二、六军团密码速告知，以便直接通报。”张国焘2月9日回电：“我们对二、六军团之各种情况甚为明了，可以完全帮助他，勿念。”“对二、六军大的行动方向上有何指示，请直发我处转去。”
5月18日，张浩、周恩来再次提出“请将其通电密码……告我，以便联络通电，免误时间”；张国焘干脆不予理睬。
中央长期与二、六军团失去联系、这一联系又被张国焘独自把持，中央既不了解二、六军团现状，又不知道张国焘对二、六军团都说了些什么，所以曾担心两支部队会合后，会不会又增强了张国焘的力量。
情况再次变得复杂。就二、六军团先与四方面军会师这个问题来说，唯朱德显得比张国焘和毛泽东心里都更有底。
他后来对二方面军同志说：“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这里阴错阳差，把团结搞起来了”；“我和刘伯承同志的意思，想把你们那方面的力量拉过来，不然我们很孤立”；“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
朱德确实言中了。
在这个问题上，总司令是十分自信的。他相信能够通过做工作，把二、六军团这股力量拉过来。
张浩那封“坚决不能同意”二、六军团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的电报，最大之不足，便是没有考虑到、或没有充分考虑到朱德、刘伯承对二、六军团的影响。
因为的确要充分考虑到张国焘的煽动能量。
当初凯丰大段引用导师话语、以一篇《列宁论联邦》反驳张国焘时，张国焘一句“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就在土生土长的四方面军中，把几个莫斯科毕业的中央领导者划出去了。这方面，张国焘确实是老手。与二、六军团会合后，他会不会也用同样的手段？会不会把他与中共中央的分歧简化和煽动为中国革命中“土”与“洋”的分歧呢？
应该承认当时条件下，这是一发分量不轻的炮弹。
果然，两军前锋刚刚会合，张国焘就派出“工作团”，向二、六军团散发小册子，散布党中央有错误、单独北上是逃跑等舆论。
当时一些具体情况，今天已经不可能知其详了；但从一些回忆中，仍能看出斗争的复杂与尖锐。
六军团总指挥萧克回忆说，他在甲洼与四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合后，曾盲目相信了张国焘追随者制造的舆论，“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
萧克参加过南昌起义、参加过湘南起义，是参与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的老资格人物之一。这样的同志对张国焘追随者的宣传尚一时不能分清，可见那种宣传的煽动性还是相当强的。
不仅萧克，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长期跟随毛泽东、支持毛泽东的林彪，听到旁边有人说张国焘路线不对时，也反驳说：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
林彪说话时还拍了桌子，把桌上的盘子也打翻了。
张国焘的影响能力与煽动能力，绝非我们今天想象得那么低能。
所以更可见朱德苦口婆心工作的可贵。
为澄清事实真相，朱德又同六军团政委王震整整谈了一个晚上。王震回忆说：“在甘孜休息时，张（国焘）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给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张认为我们是娃娃，想把我和萧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周、张、博”。与朱德谈完话后，王震明白了要同张国焘斗争。
二军团上来后，朱德、刘伯承又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秉烛长谈，告之一年来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的经过。朱德回忆说：“任、贺来了，我和他们背后说，如何想办法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不让他指挥。贺老总很聪明，向他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来了，虽然人数少，但搞了他一部分。”
假若没有在红军中有巨大影响力、并及时通报情况且苦口婆心做工作的朱德，情况又会怎样呢？
若无留在四方面军中的朱德、刘伯承，张浩的担心、中共中央的担心，就很有了几分道理。各路红军达成统一起码需要更多的时间、遭受更大的损失、走更长的弯路。
而在当时世界的东方各种矛盾趋于沸腾、新的战争形势和革命形式已迫在眉睫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手中还能掌握多少机动时间呢？
幸亏历史不是假设。
毛泽东并非对二、六军团不了解，尤其是对贺龙。
通过两把菜刀闹革命，毛泽东很早就知道大名鼎鼎的贺龙。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八千余人编为1个师，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但不足20天，部队就垮了一大片，只剩下几百号人。
大量减员很大一部分是逃跑所致，尤其是领导干部领头逃跑。
师长余洒度借口到省委汇报，首先离队。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余洒度逃跑以后，部队在到达宁冈进行了改编。陈浩被任命为残余部队的指挥官，约有一团人，后来他也叛变了。”编为一个师，师长跑掉了。编为一个团，团长又要逃。不仅仅团长，还有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都要逃。
余洒度后来竟然成为国民党复兴社重要成员。1934年因贩卖吗啡，被蒋介石下令枪毙。
陈浩、徐恕、韩昌剑，则被工农革命军处决。
一支四面受敌的起义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领导干部又带头叛逃，拿什么来鼓舞士气呢？
毛泽东想起了贺龙。
9月29日三湾改编时，毛泽东说，我们不要怕失败，中国共产党是不怕失败的。古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中总结教训，从而逐渐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贺龙同志两把菜刀闹革命，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还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马，几百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顶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一百个。我们有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呢？
毛泽东在最困难时刻的讲话中，为人们树立的榜样是贺龙。
毛泽东知道贺龙，张国焘更知道。贺龙1961年回忆说；“张国焘这个人，我还是有所了解的。南昌起义前两天，他作为中央代表来到南昌阻止起义，我还和张国焘发了脾气。后来，在瑞金我入了党，又和他编在一个党小组里，整天走在一起，直到潮汕失败才分手。”
当年与贺龙吵过架的张国焘，担心与二、六军团搞不到一起，主要就是担心贺龙和任弼时。
张国焘是个实力派。看问题历来从实力出发。他看到中共中央掌握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掌握了与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的关系，不论抗战问题还是统战问题，皆掌握了主动权；而他手中只掌握着与二、六军团的联系，正在向四方面军靠拢的任弼时、贺龙等人，态度到底怎样还很难说。里算外算优势太小，加上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施加的影响、四方面军南下作战失利、二、六军团北上后的压力，只有痛下决心，于6月6日取消第二“中央”。
作出这一决定前他颇不放心，于5月30日电张浩，机关枪一般设问：“兄是否确与国际经常通电？国际代表团如何代表中央职权？有何指示？对白区党如何领导及发展情况如何？对军事和政权机关各种名义，军委、总司令部、总政由何人负责？如何行使职权？对二方面军如何领导？”
对取消第二“中央”之后的处境，张国焘满腹狐疑。
真实的情况是这个时候包括张浩在内，中共中央还未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第一次联系在6月16日方才沟通。
在宣布取消第二“中央”的会议上，张国焘掰着指头计算：“在陕北方面，现在有八个中央委员，七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七个中央委员，三个候补委员，国际代表团大约有二十多个同志。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工作。此外当然还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我们对陕北方面的同志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协商的形式也还是可以的”；“我们的军事上依旧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制来划归军事上的统一。军委主席兼总司令是朱德同志，军委副主席兼总政委张国焘同志，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同志”。
张国焘不得不挥师北上。但他的北上，并不想与中央会合，发展陕北根据地，而想单独夺取河西走廊。他说：“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用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摩擦。”
但此时他的意愿已经不能够左右一切了。
7月1日，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贺龙回忆了会师后与张国焘相处情景：“到了甘孜，他人多，我们人少，我们又不听他的，得防备他脸色一变下狠手。我有我的办法，我让弼时、向应和朱老总、伯承、张国焘，都住在一幢两层的藏民楼里。那时，在甘孜组织了一个汉藏政府，叫‘巴博依得瓦’。我们大家就住在主席府，整个住处的警卫是我亲自安排的，警卫员每人两支驳壳枪，子弹充足得很呢！你张国焘人多有个大圈圈，我贺龙人少，搞个小圈圈，他就是真有歹心也不敢下手！张国焘摘分裂，我们搞团结，可是对搞分裂有歹心的人不得不防嘛！还有开庆祝会师大会，张国焘是红军总政治委员，自然要讲话。在主席台上，我坐在他身旁。他刚刚站起身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
朱德后来也讲过：“张国焘对弼时、贺龙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7月5日，按照中革军委命令，红二、红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按照中共中央意图，两个方面军终于携手北进。
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西北局成立，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8月1日，得知两个方面军经过艰苦跋涉，通过了茫茫草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接占包座捷电，无比欣慰。
越向北，张国焘感到越来越不能掌握控制四方面军的部队了。
中共中央要四方面军北上，共同执行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张国焘却想西渡黄河。面对不断接到中央来电商讨战略步骤，陈昌浩被朱德说服，在争论中基本站在朱德一边，反对张国焘。
9月16日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的西北局会议上，陈昌浩面对面与张国焘争论到深夜。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警卫员和骑兵住到了岷江对岸。结果当天黄昏又不放心，派人通知继续开会。在会上张国焘被迫说：“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
岷州会议后，张国焘带着他的警卫部队先行北上，连夜骑马赶到漳县，进门就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未参加岷州会议的徐向前、周纯全、李先念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张国焘的眼泪已经掉下来了：“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
哭过之后张国焘虽然还是一再抵制北进，但他已经感觉出身边那种谁也抵挡不住的洪流了。
9月26日，就战略方向问题，张国焘向中央连发四电，中午12时那封电报中已经有“我们提议洛甫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等语，这是他第一次表示放弃同陕北党中央保持“横的关系”，接受中央领导。
中共中央与中国工农红军这次持续一年之久的分裂危机，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基本解决。
10月9日，朱德率红军总部到达会宁，与中央派来迎接的一方面军部队会合。这个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军人如此激动，与红一师师长陈赓谈话时，禁不住热泪盈眶。
同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致电朱德总司令和全体指战员，热烈祝贺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大会合。
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率领下到达会宁以东的兴隆镇、将台堡，与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师。
至此，全体红军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令蒋介石大受震动。剿共近十年不但未能剿灭，反将红色力量都剿到了一起。
当时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汉年为谈判代表，直接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大会谈。毛泽东8月底致电潘汉年：“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
蒋介石却又在转变心思、要变卦了。
他对冯玉祥说：最担心中共手中的军队。他说，与中共谈判的内容有三点：
一、人的问题好解决，以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对打的冤家，这有不得不打的原因，现在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
二、党的问题也好办。
三、军队问题，这是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最不容易解决也要解决。
蒋介石还是想军事解决。
他想乘红军云集陕北、粮食弹药供应均极为困难之际，发动围攻，最低限度也要压迫红军全部过黄河，然后在谈判桌上迫使共产党就范，完成“招安”。
蒋介石又弄错了。他把中共“联蒋抗日”政策看做是软弱的表现。
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张冲晤谈。陈立夫的态度大不如前，转达蒋介石的意见是：首先是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编3000至5000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果军队能按此解决，政治方面各点就好考虑了。
条件突然变成如此苛刻，是中国共产党人意料不到的。毛泽东9月8日致函邵力子、朱绍良、王均等人说：“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了，也可以休息了！”
看来蒋介石还是要打下去。
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针锋相对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目前有此设想的原因，大概是误认为红军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
陈立夫回答说：谈判一时难成，蒋的中心意旨是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可以请周恩来出来和蒋介石直接谈判。
潘汉年明确答复：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是不可能出来谈判的。
陈立夫又说，能否停战，蒋的意思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而军事问题必须双方军事直接负责人面谈。
刚开始的谈判就立即破裂。
还是要战场上见。
11月，蒋介石在洛阳召开剿共军事会议。策划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往西北剿共前线，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var>藏书网</var>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驻前方督战，并召集二十多名高级军政大员聚集西安待命，图谋一举消灭红军。
11月上旬，红军宁夏战役失利。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决定改变从外蒙提供援助的计划，开始研究从新疆哈密帮助红军的新方案。
但这一方案显然不切实际。中共中央11月8日复电共产国际及王明，认为除非将物资运至安西，否则要红军经过1500里荒无人烟的沙漠接运，极为困难。因此，虽可组织西路军设法前往哈密方向前进，但“红军主力一般看来将不得不改变向四川、湖北或山西”。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再次作出万一在陕甘无法立足这种最坏情况下的打算。
11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蒋军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渡过黄河部队从中隔断，河西部队已组成西路军，令其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的方向前进。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新的作战方针。这一新方针虽然提出由河西部队组织西路军创建根据地，并争取在一年内打通新疆，但事实上红军主力已放弃了打通国际路线及靠近苏蒙的计划，决定全力向内地发展，以游击战争方式实行战略大转移，以解决红军主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等红军将领19人联名发出《致蒋介石》的信：“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日：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
从1935年冬开始，到1936年冬持续一年的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终于落下帷幕。
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决心“围剿”到底。
但历史的决心从来不属于个人。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中国现代史发生质变。
没有红军胜利的万里长征，不会有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组成“三位一体”。
没有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组成“三位一体”，不会有西安事变。
从江西围追堵截红军一直到陕西的蒋介石，明白这个道理吗？
西安事变时，全世界独家报导这一事变的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回忆：“从西安事变到卢沟桥事件的7个月期间，现在回想起来是决定日本命运的时刻”，认为西安事变不但是中国现代史的重大转折点，同时也是日本昭和史与中日关系史的重大转折点；待半年之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全面开始的时候，国民党与共产党已经达成第二次合作，形成了统一战线。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写下这样一段话：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11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11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终。
历史巨人已逝去多年，回音壁上轰隆之声，仍然如雷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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