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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飞力普，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譬如说，请问，你如何准确地叙述一把刀把头颅劈成两半的“痛”，又如何把这种“痛”，和亲人扑在尸体上的“恸”来做比较？胜方的孙立人看着被歼灭的敌军尸体而流下眼泪，你说那也叫“痛”，还是别的什么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
有时候，感觉整个荒原，只需要一株山顶上的小树，看它孤独的影子映在黄昏萧瑟的天空里。
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国共内战大爆发之前，中国已经打了八年的仗。
你说，对啊，你对德国的历史老师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他没法回答。
西方的历史课本里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在这一天，德国入侵波兰。你说，为什么不把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看做世界大战的起始呢？即使退一步，又为什么不把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看做开始呢？为什么德国入侵波兰就比日本入侵中国，要来得重要呢？难道说，亚洲的战事，就是不如欧洲白人的战事？
你这个学生，够麻烦。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认识到，中国进入战争的漩涡，比欧洲要早很多，那么跟你解释后面的一九四九，也就比较容易了。我们要记住的是，欧洲打了六年仗之后开始休息，当美国大兵坐下来喝可口可乐，德国的战俘一火车一火车回乡，苏联人终于开始埋葬他们的亲人的时候，中国人又爆发了一场更剧烈的战争。他们已经对入侵的日本人打了惨烈的八年，现在继续打，只不过，现在，枪口对内。他们的武器，来自美国、苏联、日本。他们的兵，来自哪里？
你还是得从八年的抗日战争看起，好些镜头，像电影一样流过我眼前。
譬如山东，被日军占领之后，成千上万的孩子就跟着学校流亡，往中国内陆走。十五岁的杨正民——后来成为生物电子工程专家，跟五千个同学一同出发，爬山走路，走到两脚磨破流血，最后适应了变成像牛马一样粗厚的“蹄子”；到了陕西，一路上病的病，死的死，丢的丢，只剩下八百个学生。少年们沿着汉江攀山越岭，在绝望的旷野里，突然迎面看见国军的队伍，学生们心头一振。
走得近一点了，小小的正民才看清楚这国军的队伍，是这样的：十五、六个人一组，用铁链和粗绳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人串，无法自由跨步走路，所以推推挤挤、跌跌撞撞的，每个人都面有菜色，神情凄惶。谁说“要大便”了，就解开他的锁炼，看守的兵，一旁持枪伺候。
这是一九四三年。
抗战已经第六年，战争报废了太多年轻的生命，国民政府的征兵已经到了买兵抓兵的地步。部队需要员额，有员额才有补给，军官就四出抓兵，抓得人数多，自己就可以升班长排长。
抓兵，其实就是绑架，只不过，绑架你的是国家。
那么，八路军那边呢？
跟你说瞿文清的例子。这个解放军的副军长，当初是怎么变成“兵”的呢？山东有个地方叫博山，如果你没听过博山<samp>藏书网</samp>，那我跟你说，它在临淄旁边，离济南也不远。临淄，是的，就是那个“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的齐国繁华首都。春秋战国是公元什么时候？我想想，应该是公元前七七零年到前二二一年，与古希腊同时。
日军占领了山东以后，父亲是煤矿工人的瞿文清一家人就开始逃难，逃难的路上，父亲病死了，妹妹饿死了，母亲在混乱的人群中不知去向了。十五岁的文清在荒路上放声大哭找妈妈的时候，碰上一群扛着枪的人走过来，他就跟着这群人开步走，帮他们捡柴烧水打杂，休息时就可以换得一碗粥。
过了一会儿，这群人被另一群扛枪的人不知怎么打垮了，于是他就跟着这另一群人开步走，捡柴烧水打杂，在路旁喝粥。这群人叫做“八路”。文清不知道“八路”是什么意思，反正有粥可吃，就跟着走。“班长给件衣服，副班长给条裤子，战斗小组长给双鞋，别人再凑些毛巾、绑腿、袜子什么的。两天后发支老套筒。别人子弹一百发，他个小，背不动，给五十发，手榴弹也减半背两颗。”
矿工的儿子瞿文清，就这样成了“八路军”。
日本投降后，中共的部队以急行军的风火速度赶赴东北，抢在国军之前。
“闯关东”的部队，一半以上是瞿文清这样的山东少年。这些少年，好不容易盼到了日本战败，哪里愿意再离乡背井，尤其是到比山东更北、更冷的关外。士兵们纷纷逃走；相对之下，十五岁就背起枪打仗的文清，已经是“老兵”，他必须防止士兵“开小差”。
日本人从前抓了很多中国人，关在集中营里头当开矿的苦力。为了防止逃亡，监视员除了层层上锁之外，劳工们在就寝前会像毛猪一样被剥个精光，连内裤都收走。现在，为了有足够的兵员到东北打国军，自己人也不得不使出日本人对付中国人的办法来，睡前集体没收内裤，你若是半夜逃亡，那就一丝不挂地逃吧！行军时，每个负责任的都有个“巩固对象”，被“巩固”的对象到石头后面大解时，也得有人盯着。
即便如此，少年们拚命逃走。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东北挺进纵队”司令员万毅给上级发电报，说，“部队采取逐次动员，但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由苏北出发的三万二千五百人，一路上少了四千五百人。
这，是一九四五年。那些没逃走、到了东北的年轻人，就是和国军打仗的人，他们打，在德惠，在锦州，在四平，在长春，在沈阳，后来在华北、在山东……
山东，是的，台北也有条济南路，就在青岛路、齐东街、临沂街那附近，徐州路的北面。
一九四八年东北的辽渖战役在九月十二日爆发，济南之役也箭在弦上。守济南的国军有十一万人，攻城的华东野战军用十八万人在济南外围阻挡国军的外援，用十四万人进攻孤城，血战六天之后济南城破。九万国民党官兵“全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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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卢雪芳一下子眼泪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个八路兵说，“这就是当国民党的下场。”</b>
城破之后，解放军士兵满街走，二十三岁的卢雪芳小心地走在街上；听说，对于国军的眷属，共军放行，她去跟他们要路条。
迎面走来一个国民党的伤兵。伤兵的样子，让卢雪芳吃一惊：这年轻人的右眼和鼻子，连上嘴唇，都被削掉了，一整张脸孔，只剩下一只左眼和右下边的一点脸肉，中间是红红的、敞开的、模糊的肉。没有人给他上药，身上一套肮脏破烂的军服，肩上披着一个破口的麻布袋，走在路上，冷得直发抖。
卢雪芳一下子眼泪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个八路兵说，“这就是当国民党的下场。”
这个年轻的女子不知哪来的?9９ｌｉb?青春胆子，竟然转身就对这两个兵大声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讲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国民党打败了，你们胜了，就该赶快把这些伤兵不分彼此送去就医才对呀，怎么还说这种话。对自己同胞还这样，不是比日本人还不如吗！”
卢雪芳振振有词说这话的时候，根本还不知道一件事：共军攻打济南的策略是“边打边俘边补”，就是说，一打下一个据点，在阵地上当场就清点俘虏，把俘虏头上国民党的帽子摘下来，换上共军的帽子，有时候，甚至直接把帽徽拔下来，然后马上把俘虏补进战斗序列，送到第一线回头去打国军。所以共军说，济南六天牺牲了两千七百人，事实上，这数字还不包括那成千上万的俘虏，一抓过来就被推转身去抵挡炮火的俘虏。
如果你还愿意听，我就告诉你我的好朋友桑品载的故事。桑品载曾经是《中国时报》的副刊主编，出生在浙江舟山。舟山是一长条的群岛，贴着浙江沿海。
啊，我已经先跳到台北南端的大安区去了。那儿有条舟山路，紧贴着台湾大学的校园，看这里，街道图上写着“台湾大学路”，括号“舟山路”。
国军从舟山的撤退，当然是个与时间赛跑的秘密行动。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午夜，解放军在一千公里的长江战线上兵分三路大举渡江，摧毁了国军费尽苦心经营的防线。
四月二十三日，第三野战军进入南京，第二天清早，红旗就插上了南京总统府的大门。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易手，舟山群岛的首府定海，成为国军的反攻跳板了。从台湾起飞的飞机，在定海加个油，就可以飞到华东和武汉去轰炸。
可是中共在苏联的协助下，很快就建立起自己的空军和海军，准备对舟山群岛登陆作战。孤悬海天之外的舟山，距离台湾太远了，为了保存十五万国军的实力，蒋介石准备舟山的秘密大撤退。
一九五零年五月十二日开始，三十六艘运输舰、五艘登陆舰，三天三夜的紧急行动，在海空的全程护航之下，抵达台湾，一共撤离了十二万五千个军民，一百二十一辆各式战车以及火炮等等重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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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一次孙立人来校阅部队，发现怎么行列中有这么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话，怎么操课啊？</b>
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里，夹着一个小小的十二岁的渔村小孩。桑品载，还带点奶气，睁着圆圆的天真的眼睛，看到了超过他理解的事情。
舟山码头上一眼望过去无边无际全是人，一片杂沓，人潮汹涌。原来是跟着大姊姊一起上船的，却在开航时，所有非军人眷属的女性都被<big>藏书网</big>驱赶下船，以便部队先行。品载站在甲板上，眼睁睁看着姊姊被迫下船。
国军的武器、弹药、锱重、粮食和锅碗瓢盆，还有拥挤的、背贴着背、大汗淋漓、无法动弹的士兵，填满了船上的每一个缝隙。桑品载夹在混乱的甲板上，好奇地看着。
甲板上，突然一阵骚动。一整群年轻人，原来全用绳索捆绑着，被迫蹲坐在地上，现在眼看船快要开了，几个年轻人拚死一搏，奋力挣脱绳索，从群众里急急窜出，奔向船舷，往海里跳。士兵急忙追捕，端起枪往海面扫射。有些逃走了，有些，被子弹击中了还用力往岸上游，游不动了，就慢下来，然后渐渐没入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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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部队里不准笑，笑要处罚的，”桑品载说，“孩子们一笑，班长就会很凶的骂说，你牙齿白啊，笑什么笑！”</b>
桑品载把一切看在眼里：在大船真正开始离岸之前，这样的骚动有好几起，从船头、船中到船尾，被绑着的人，都在设法跳海，然后被射杀。步枪拿了出来，冲锋枪和机关枪都上阵了，海面一片密密麻麻的扫射，尸体浮上水面，像死狗死猫一样在海浪里上下起伏，尸体旁一片逐渐扩散开来的血水。
这十二岁的孩子马上想起来，撤退前国军就开始积极抓兵。舟山的五十四万人口中，三分之一是打渔的。有人在打渔回家的途中，碰到抓兵的，就窜进稻田里躲避，却被乱枪打死。品载家隔壁的邻居，正好结婚。四个年轻的好朋友帮着抬花轿，新郎高高兴兴走在一旁，在回家的半路上被拦了下来，士兵用枪抵着花轿，把四个“轿夫”都绑走了，当然，还有新郎。一条小路上，一顶花轿，新娘一个人坐在里头大哭，四面都是稻田，远处是看不见尽头的大海。
被抓上船而成为“兵”的，据说有两万个少年青年。
那个错愕的新郎，应该是桑品载这小孩看见的、拚命挣脱绳子设法跳海的年轻人之一吧？他游回岸上了吗？被打死在水里吗？还是，从此就到了台湾这个岛，参加了八年后的八二三炮战，面对家乡那边打过来的扑天盖地的炮弹，最后变成无家无室无亲人、住进“荣民医院”的“外省老兵”？
十二岁的桑品载，上了基隆港，人们说的一句话都听不懂，苦儿流浪了一段日子之后，变成了一个“少年兵”。
他还不是最小的；他的部队里，还有一个六岁的“兵”，叫郭天善。你说，乱讲，六岁怎么会变成“兵”？
小天喜的爸爸在东北的一次战役中牺牲了，也许在锦州，也许在四平，也许在德惠。妈妈带着幼儿天喜就跟着部队走了两千公里的路，最后到了台湾。
天喜的妈妈，在一个下雨的晚上，独自走到嘉义火车站的铁轨上，疲倦地、柔弱地，把身体放了下来，等火车辗过。
孤儿郭天喜，就这么留在“幼年兵总队”里了。
“幼年兵总队”又是个什么东西？
一九五一年，有一次孙立人来校阅部队，发现怎么行列中有这么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话，怎么操课啊？于是下令普查，一查吓一跳，像天喜和品载这样命运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个！只好成立“幼年兵总队”，直属陆军总部。六岁的郭天喜和十二岁的桑品载，一样穿军服、拿枪、上操，一样挨打、关禁闭。
我追问，“这郭天喜后来怎样了？”桑品载说不知道，失去了音讯。然后他就想起另外两个少年兵，也是没父没母的孩子，有一天背着通讯器材上山，被台风吹落山谷，从此就不见了。
“给我看看你和郭天喜的照片。”
他拿出来。“蹲在前排吹喇叭吹的嘴都歪了的是我，站在二排个头最矮的，就是郭天喜。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一个人在笑？”
确实如此。每个孩子都像在罚站。
“部队里不准笑，笑要处罚的，”桑品载说，“孩子们一笑，班长就会很凶地骂说，你牙齿白呀，笑什么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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